置身事内
以下是五星参考书籍：
中国的经济故事，有让我们骄傲的繁华，也有让我们梦碎的房价。
自下而上，个体乃至国家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实。谈到经济就离不开政体，二者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至今发生了诸多难以置信的事，这一步步的经济变革是如何发展的，我不懂政治，本篇文章会尽量绕开此话题，从经济角度出发，让我们一起置身事内吧。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卡尔·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社会的发展是分阶段的，每一阶段的政治经济体制，他称之为上层建筑，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准相匹配的。
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的形态才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必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产生。也因此，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在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资本主义」阶段，是不应该走向「社会主义」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处于资源匮乏及贫穷的农业社会阶段。
1949-1956年，中国以「新民主主义」（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算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制度安排）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因某些原因
该阶段的经济结构上，全面仿效苏联轨道。国家控制了经济命脉，「国有工商业」所占比重远超过「私人工商业」，私人企业的一半以上已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不可磨灭的社会发展，导致经济步入崩溃边缘。直至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
历朝历代的刀光剑影，通常与经济有关。古时候打仗，有这么一句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钱，仗打不起来；没钱，政见冲突。所以财政乃国之根本。
中国改开之初有着显著成效，原因是我们与苏联有着诸多不同之处。
1、「农业」比重＞「工业」。
改革初期，中国劳动力75%在农业部门，苏联75%在工业部门。中国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高增长率可以通过将农业劳动力转到工业中去的办法取得。
2、保障规模小，改革成本低。
苏联已将社会保障网扩展到城乡全体劳动者，而在中国享受保障的是只占劳动者20%的城市劳动者。这使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既是中国改革相对阻力较小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巨大动力的源泉。
3、在计划、投资和物资分配方面，改开之前的时代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小国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由于改开之前的时代政体破坏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行政分权道路，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于苏联，苏联在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国企改革举步维艰，整个经济改革败局已定。而中国则存在相当大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存在受中央政府控制和由地方政府控制两种经济体制。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使中国改革得以在体制外率先突破。
4、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
5、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和散居在东南亚、北美的华人中有许多企业家，这些人是重要的知识与投资的来源，起到与世界经济沟通的桥梁作用。
6、毛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得以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这种政治和组织资源既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也使得一个没有债务包袱的财政在对外开放期间不致映进债务陷阱。
7、苏联民族差异性很大，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53%。中国90%的人口为汉族，民族同质性降低了改革进程的国家分裂风险。
感到欣慰的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深入骨髓的，时代见证者们可不是置身事外的随意笔画，而是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我将从「微观机制」和「宏观现象」这两个视角，与大家置身于中国经济之事内。
微观机制
1985-1993年，农村搞「土地承包」，城市搞「企业承包」，政府搞「财政承包」。是的，当时的流行趋势就是「承包」（简单理解为我指定的任务由你担保完成，其余的你可以做自己的事）。
改开之初，大部分人还无法立刻接受“私有”的观念，毕竟思想还被禁锢着。
1980年起，实施「财政承包」，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的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
承包采用「收入递增包干」，各地不同。
例如，1988年北京，是设定一个固定的年收入增长率，超过部分归地方所有，未超过部分则与中央五五开。
而1988年的广东等地方则是，上解中央14亿，之后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9%，剩余归地方所有。
这样就简单多了，交完中央的，剩余归地方所有，于是地方就有钱大力发展经济了。也因此，之后的「分税制改革」广东一开始是反对的，毕竟他们的年收入远超预算值。
然而，「财政包干」造成的后果是，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不仅中央越来越穷，财政也一样。
原因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远超出「中央约定的固定分成比例的增长率」。还有一点是，地方预算内的税收要与中央分成，而预算外（行政收费、集资等）的归地方所有（「预算外」的形式是“大跃进”时期权力下放），以至于「预算外的收入」远超「预算内的收入」。因此，地方越来越有钱，中央只能干瞪眼。
中央没钱，则没有保障改革的推行，例如国企改革后的职工安置、裁军后的退伍军人转业等。毛说了，“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1994年，推出「分税制」改革，取代了「财政包干制」。分设国税、地税两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2018年国税与地税再次合并。
分税制改革分为：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
「增值税」①改革之前，是最大的地方税；②改革之后，变成共享税。分成比例：中央75%，地方25%。
「企业所得税」①改革之前，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企业交地方；②2001年改革之后，除了一些特殊央企交中央以外，所有企业的所得税分成比例：中央60%，地方40%。
「分税制改革」是成功的，大大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经济学的货币理论）能力，为之后的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08年全球金融风暴奠定了基础。
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之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然而，当经济增长出现明显下降，而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频繁使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短期看似乎有效果，长期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可以参考《凯恩斯的错误》）
应该将注意力放置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最重要的是提高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值（至于「预期值」这个概念太宽泛，推荐大家这本书《晶片戰爭》）。
「分税制」改革前地方发展经济的模式
两大税收：
①增值税，全归地方所有，乡镇企业只要开工生产，不管盈利与否都要交增值税，规模越大缴税越多。因此，地方就有动力做大、做多乡镇企业。
②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交给地方。
招商引资对象：
地方政府尤其青睐「重资产的制造业」。原因是，①规模大，可以明显地拉动 GDP；②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跟生产规模挂钩；③制造业可以吸纳更多低技能的劳动力。
由于主要税收征收自企业，且大部分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导致地方政府更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也因此，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Made in China 享誉全球）。负面就是环境污染及产能过剩问题。
地方财政支出：
由于重企业轻民生。自然而然，地方财政支出向招商引资倾斜（如基建、企业补贴等），而民生支出（教育、医疗等）相对不足。随着税改的进行，以及2002年「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即要求重视民生支出。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
于是地方政府就开始从土地上做文章（参看《中国经济制度》）。
可以看出，「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模式。
1998年的「房改」使得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开始显现。一是单位停止分房，采用货币化补贴；二是农村土地要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先经过征地变成国有土地，才可用于发展商业或建造住宅（也就是确立了地方对土地建设的垄断力）。
「土地财政」的收入有两种，一是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二是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税收收入」。
这些税收收入包括：①「与土地使用有关」的税收，如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②「与房地产开发、建筑企业有关」的税收，如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自2001年所得税改后，地方发展经济的方式，就从之前的「工业化」，转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
即「工业化」：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招商引资。「城市化」：限制商住用地供给（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反之亦然），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赚取土地垄断收益。
这边延伸下「地价起飞」的几点因素：①与「人口」有关。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需求大增，房价上涨；②与「土地供应」有关。当人口上升时，而地方限制住宅用地，出现「挤迫效应」供不应求，房价上涨；③与「货币金融」有关。通过调整利率等配套政策，人们提高预期值，成交量上升时，房价上涨。
从全局视角看，所谓经济发展，无非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然而我国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经济起步阶段，能利用的资源主要就是「人力」和「土地」。相比「人力」，「土地」更容易资本化。所以「土地财政」虽有种种弊端，但确实是推进城市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分税制」之后兴起的「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贡献了五六万亿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着实可观，但仍不足以撬动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比如基建等等大笔投入）。
所以土地真正的力量还不在于「土地财政」，而在于以土地为抵押而撬动的银行信贷和其他各路资金。一旦「土地财政」嫁接了资本市场，加上了杠杆，则成为「土地金融」。
以土地为抵押来撬动银行信贷和其他各路资金。然而由于法规原因，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所以政府若想借钱投资，则需成立专门的公司。这类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是“城投公司”）。
当地的融资平台公司一般只参与前期的拆迁和土地整理。用术语就是，一块划出来的“生地”，平整清理后才能成为向市场供应的“熟地”，该过程称为“土地一级开发”。
「一级开发」投入大、利润低，且涉及拆迁等复杂问题，一般由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完成。之后的建设与运营称为「二级开发」，一般由房地产公司来做。
随着城市化和商品房改革，土地价值飙升，政府不仅靠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支撑起了「土地财政」，还将未来的土地收益资本化，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了天量资金，利用「土地金融」的巨力，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债务。
这套模式的关键就是土地价格。只要城市的经济不断增长、扩张，地价就会上涨，就可以偿还债务。若经济一旦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减少，累积的债务将无法想象。
简言之，「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建投资」。可见地方财源高度依赖「房价」，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反观厦门，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全国奇葩城市之一（估计也没之二了
原因很简单，地方收入主要依赖土地，以致于当地高新技术产业及其配套产业税收远低于该城市应有的数值，地价高企，居住得不到保障（租售不同权），人才必然流失
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明白为啥“上面”这么不想让房价下跌的原因了？房价一跌，就立马“放水”；经济不景气，就救楼市等现象，是不是很好玩？
可见厦门岛内近两年不断地土拍，增加商住土地供给，这可是相当少见的，原因就是没钱了，利用「土地财政」及「土地金融」工具。
另外，厦门近期发生了一些搞笑的事儿。由于经济不景气，房价下跌，却出现了某某房产中介被请去喝咖啡（扰乱市价）的神奇景象。真是笑出猪叫了都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为啥我们这么重视房市。
根据2019年央行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有近七成是房产，而美国居民财富有72%是金融资产。可以见得中国对房市的重视，而美国对股市的重视的原因了。
债务攀升及产能过剩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是地方主官任期有限，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不过三四年，而基建或工业项目最快也得两三年才能完成，由于“新官上任三把火”，加上（2016年之前）官员升迁或调任后就无需再对前任的负债负责。造成上任的头两年，基建投资、工业投资、财政支出往往都会快速上涨。造成债务攀升、产能过剩等现象。
之后出台了“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包含了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改革，明确考核工作实绩时，要看“全面工作”（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排名）。
县际竞争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城市化以「地」为本，却忽略了「人」。经济过度依赖「投资」，而民生支出不足。导致一系列连环现象：房价飞涨、民众收入低而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债务高企。
债务问题的根源不在收入不足，而是支出过多，因为承担了发展经济的任务，要扮演的角色太多。因此债务问题不是简单修改政府预算框架的问题，而是涉及政府角色的根本性问题。
改革之道在于简政放权，从「生产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微观机制」中的县际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①「重土地、轻人」；②「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
优点：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成为制造业强国；缺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贫富差距，产能过剩，债务高企加剧金融风险。
宏观现象
197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分离出来，独立办公。
1979年2月，中国银行从央行中独立出来（之后各国有商业银行都从央行中独立出来），成为「外汇」专业银行。同时，中国农业银行成为「农村金融业务」专业银行；
1979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成为「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专业银行。
为了办理「工商企业信贷和城市储蓄」业务，1984年，另行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它的分支机构。
1995年以后，央行实行了新的货币制度——“汇兑本位制”，即通过发行人民币对流入的外汇强制结汇，人民币汇率采取盯住美元的策略，从而保持人民币的汇率基本稳定。
当时实行这一重大改革的背景简单说就是，从国际看，当时发达国家正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转移，美元又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国，采取盯住美元的策略能够保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在“汇兑本位制”下，我国主要有两种渠道完成人民币的发行。第一种，当外资到我国投资时，需要将其持有的外币兑换成人民币，这就是被结汇。结汇以后，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一边增加了外汇资产，另一边增加了存款准备金的资产，这实际上就是基础货币发出的过程。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关于金融资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币资产，另一部分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包括M0和存款准备金，而这部分的准备金就是因为外汇占款而出现的。
第二种则是贸易顺差。中国企业由于进出口业务产生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外汇结余。企业将多余的外汇卖给商业银行，再由央行通过发行基础货币来购买商业银行收到的外汇。商业银行收到央行用于购买外汇的基础货币，就会通过M0流入社会。长此以往，就会增加通胀的风险。央行为规避通胀风险，就会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将多出的基础货币回收。
于是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与美元脱钩，采用以“一篮子货币”为锚（参考《货币之锚》）。篮子内货币的比重以中国对各国的外贸比重为依据。简言之，篮子内有13种货币，通过「贸易加权」作为权重比例。
2015年8月11日，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这次汇改使人民币摆脱了受单一美元汇率的影响，由「单锚」机制转向「双锚」机制，即「收盘汇率 + 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机制。
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供应机制：
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增加，供过于求，离岸人民币（CNH）增值（相比于在岸人民币CNY增值）。
∵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进口贸易结算能够套利，∴有动力通过对进口支付人民币取代美元，导致境内人民币流动性外溢至境外。于是资金方向：在岸人民币CNY流向离岸，持续扩张。反之亦然。
目前离岸人民币主要配置于境内长期性资产。离岸人民币配置的这些资产交投并不活跃，也不方便进行回购质押，一旦市场短期时间内出现较大人民币资金流转需求，将可能引起短期流动性紧张。
可以见得，近期港交所推出的“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就是为了缓解离岸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我国城市化大概分三个阶段：
1、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进程不快。
2、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
3、2012年之后，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转向「人」。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前半句相对易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生活需求自然日益增长。
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就是「人」。「地价」靠「房价」拉动，但「房价」由人们买单，「按揭」要靠购房者的收入偿还。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其实就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可是普通老百姓的工资却未随着通胀而上升（更别说房价的上涨速度了），于是就造成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矛盾。
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可现实却忽略了「人」。房价上涨，居民债务（贷款购房）攀升，影响消费，这造成了「不平衡」现象之一。
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并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土地供给没有向人口流入的东部倾斜，这是违背经济学的「需求定律」。造成了供需错配，也是「不平衡」现象之一。
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一边是很多人买不起，一边是很多房子空置，是「不平衡」现象之一。
居民收入占比不高，“获得感”不够，是「不充分」现象之一。
举个例子，翠花和狗蛋新婚不久，考虑到双方平均月薪合计5万元，再加上双方父母拼凑点积蓄，决定在厦门买房（高薪人才，普通人买个鬼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经济不景气，狗蛋被公司裁员了，两人月收入骤减仅剩2万。为了还房贷，只好向父母寻求帮助，勉强活着。可两年后，屋漏偏逢连夜雨，疫情来了，对于捉襟见肘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结论：
若顺风顺水有钱赚时，债务不会跟着水涨船高；可一旦遭遇不测，债务一分都不会少。
让人生不如死的不是贫穷，而是债务——《鱿鱼游戏》。
债务关系让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一石激起千层浪，形成系统风险。银行既贷款给个人，也贷款给企业。若有人不还房贷，银行就会出现坏账，需要压缩贷款；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就难以维持，需要减产裁员；于是更多人失去工作，还不上房贷；银行坏账进一步增加，不得不继续压缩贷款……如此，恶性循环便产生了。如果各部门负债都高，那应对冲击的资源和办法就不多，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危机。
债务累计或“加杠杆”增加商业往来，或许会推动经济繁荣。债务紧缩或“去杠杆”减少商业活动，或许会带来经济衰退。
个人一旦失业，按揭断供，黑名单少不了，银行坏账，减少贷款，恶性循环，货币紧缩。收入下降，勒紧裤腰带压缩消费，东西卖不出去物价下跌，企业收入减少，裁员必不可少，失业率高企，人们对未来预期值低迷，通缩可能就来了。
我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由于自身体量大，迅速成为了“世界工厂”。
由于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投资，相对民生、轻消费，导致在巨大的产能下，国内消费不足，而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当国外的需求不足或贸易冲突的降临，就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为何一直依赖「重生产、重投资」呢？
在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而且起步时百废待兴，基础设施和工业水平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投资都有用，都有回报，关键是要加大投资，加速资本积累。
而在资本市场和法律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以信用等级高的政府和国企来调动资源，主导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是有效的方式。
简言之，穷国要快速发展的首选是「制造业、投资」。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就不可持续了，需要改变。
原因是：
①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边际效用递减，投资难度加大。
②由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不足，无法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很多投资不能变成有效的收入，都浪费掉了，导致债务负担越积越重，系统性风险加重。
③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扩大贫富差距。
④产能过剩、国内消费不足，必须向国外输出，而由于我国体量巨大，输出产能会加重全球贸易失衡，引发贸易冲突。
简言之，投资难度加大、债务高企、贫富差距加大、贸易失衡。
在土地供应受限和房价上涨快的地区，居民为购房（首付）而存钱、还房贷，储蓄率自然上升了。老年人储蓄偏高，很大原因就是补贴下一代和自身医疗费用。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国情原因（不能细说
写在最后
1912年，溥仪退位，旧制度天崩地裂，新时代风起云涌，直到改革开放，仿佛已经历了几个世纪，但实际不过66年。改开至今才短短45年，却完成了其他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历程。
还是那句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的刻苦、聪明、勤奋、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
每个时代总有这么些弄潮儿不畏艰险而敢于摸着石头过河，只要他们没趴下，就拼了命的向前冲。真可谓，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写到最后感慨颇多些许伤感。
好啦，置身于中国经济之事内就写至此。拜拜